以氏族社会为基础的道德主义是中华文化的三大源泉之一。这里的氏族社会不指代什么具体社会阶段，而是体现为家族制、宗祠制的社会形态。此时，人们不仅受到同样文化的精神洗礼，而且在困难时也会有相互帮扶的事实。因此，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就是强调集体主义精神的民族，虽然近年来这种精神遭到了金钱至上观念的强烈冲击，但要将其彻底从中国人心中完全移除出去，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文化不是技术，难以复制，总是与特定地理空间之上的生命体相联系。汶川地震之后所显示出的同胞相助之情，就是中华文化生命力的生动体现。

　　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文化也会呈现出新的继承性变化。面对地震之后的钱款捐助管理问题，许多人纷纷要求应由与政府无关的独立社会机构依法管理捐助的钱款。西方国家目前就是这样运作的，其效率很高。这样的观念认定，由政府管理捐助款很不合理。一方面，不免将之与政府财政相混淆，以致政府职能与社会职能混淆，另一方面，面对捐款，很难说就不会产生贪污腐败。这种说法不无道理。然而，任何现象的存在都有其历史根源。中国政府的管理模式在历史上是信托型的，即相信政府有更大的能力做好事情。而且，这种管理模式是政府与民众共同认可的，至少在文化上是相互认同的。而西方国家的社会发展比较成熟，基于社会监督的契约性管理模式就成为西方文化主导下的必然选择。

　　在历史文化绵延传递过程中，中国这种政府信托式的捐款管理模式继承了下来，在社会缺位的前提下，这种管理模式也没有被打破的动力，这便造成了西方国家与我们的分歧。其实，不同的捐款管理模式在实质上本无差异，都是为了更好帮扶弱势群体。但效率的差异，却是与外在的因素密切相关，如外在的监督、法制的约束等等。显然，当前我们要做的是并不是匆忙地构建一个非独立运作的、有利益诉求的社会管理机构，而是要循序渐进地改革。一方面加强账目管理的透明性，并对其进行专业审查与监督，另一方面促进社会机构的独立与完善，直到一个健全的、独立的社会体系形成之后再实施全面的社会化管理。

　　此外，在震后的话题中，对于公众人物捐款数额的讨论也是非常多的。不少人在网络上对一些名人的捐款品头论足，有极端者甚至还有人身攻击。笔者无意责备这些评论，因为他们也是出于对灾情的关心，在自己力量弱小的情况下，寄希望于有能力人提供更多、更大的帮助。正如，有人曾经援引电影《蜘蛛侠》中的经典台词——“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来为自己的言语证明。殊不知，能力大小并不能与金钱多少相挂钩。“莫以善小而不为”的道理告诉我们，切不可攻击善小者。古人云，孝者，论心不论迹，论迹，贫家无孝子。同样，在从事善举时，不应以金钱多少为衡量标准，而对于别人的善举，要报以感恩的心态。试想，为抗震救灾，“一人有难，八方救援”的善举正塑造着一种良好社会风气，而攻击和评议却又掀起一种社会暴戾之气。这是多大的讽刺！

　　在人们竞相捐款的过程中，许多单位张贴了光荣榜，这个小小的榜在某些时候成为引发争议的大事情。笔者曾听朋友讲过这样一件事，在一家医院里，一位护士在第一时间里以无记名的方式向捐款箱里投了五千元，事后在反复查证下，这位护士的善举终于被单位同事所知。但是，在第二次捐款时，这位护士却只捐了100元。其实，前后的反差并不是某些人所说的这位护士从热烈到冷漠的态度转变，而是因为捐助原本就是善的表现，当善不为人所知时，行善体现的是一种源自内心的祝福和对他人的真切关切，一旦善举成了别人的聚焦点甚至被拿来攀比，则这善举早已大大蜕化变了味！

　　同样的情形，又有人拿中国人和外国人做比较，仅仅因为外国人的捐赠通常普遍要比中国人多，便认为中国人缺乏集体精神和善良品行。事实上，这种理解大有问题。笔者认为，中华文化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代际传授，一是性善论。中国人家族观念很强，非常重视代际间的传与授，捐赠行为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被抑制。比如，黄金满籝，不如遗子一经。在这里，“经”是获取黄金的途径，比黄金重要，因此需要传给子孙。而西方人通常更重视个人主义，特别强调公私之别，故捐赠动机大于传授动机。更为重要的是，孔孟之道是以性善论为基点，这种善就是与人为善，在必要的时候，捐助又会不断发生。而西方文化传统是以性恶论为基点，因之捐助、赠与便成了赎罪的主要手段，西人捐赠之风遂大规模形成。

　　震后这一连串涉及历史文化背景的争议问题，留下了太多值得我们好好吸取的教训。在着力推动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培育的当下，我们要善于总结经验，更需要立足未来，不要总是在事发后才去规避不良的态势，这样只能伤害更多人的心。

　　依据系统经济原理，可以把科学发展观的系统定义为由发展元和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共同构成的整体。所谓发展元特指具有一定功能和组织水平的发展对象，在不同情况下，每个发展元都是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它们都设定了自身的目标，在努力寻求各自的发展。在系统经济学意义上，重点是不同发展元之间的关系，而这也正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内核，即强调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和协调发展。

　　在确立科学发展观目标的直观思路下，可以把各个发展元作如下命名：自然元、文化元、社会元、经济元、政治元等等。根据认识的相对性原理，不同认知主体所确立的主导发展元是不同的，结合我国实情，我们把经济发展视为基础目标，而其他的发展元就成为约束条件。

　　每个发展元都有其对应的最低发展尺度，其含义表示，经济发展要受制于其他发展元最低发展要求的约束。当然，如果核心发展元产生变化，上述主导目标和约束条件就需要对应调整。从深层次讲，这种表述范式有个基本前提：各个相对独立的发展元之间必须具有某种联系。按照系统论观点，因果关系、局整关系和生克关系是系统理论的三大基本关系。比如，在大多数情况下，文化元与社会元往往具有互为因果的关系，自然元与经济元之间具有一定的生克关系，即经济发展往往要以损耗自然资源为代价；再如，某一特定阶段的发展元与动态的发展元是局整关系。显然，正是基于不同发展元之间所存在的密切联系，发展的系统观才具有实际意义。

　　在笔者看来，兼顾各个发展元发展目标的发展模式，就是科学发展观在系统经济原理上的完整表述。从最简化的角度上分析，自然元的发展目标是生态化，强调环境友好型的资源利用和开发模式；社会元的发展目标是和谐化，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认同；文化元的发展目标是大众化，就是在确保文化发展顺应时代潮流和人类理性的前提下，强调文化发展和振兴要为大多数民众所共享；政治元的发展目标是制度化，强调运用正式化的制度安排约束主体的行为方式，保证政治稳定的格局；经济元的目标是市场化，强调价格信号对资源配置的主导性作用，注重利益驱动下的竞争与合作。由此推想，科学发展观的系统经济学等式为“生态化+和谐化+大众化+制度化+市场化”。当然，等式中没有明确显示时间指标，但在理解它时，应当看作是具有时间性质的。

　　基于系统经济理论的科学发展观剖析，科学发展观在经济学上的意义应当具有五个重要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发展的共享性。科学发展观以最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这就要求必须注重对那些相对薄弱的地方和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扶助，使他们也能分享到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的成果。

　　第二个特征是发展的协调性。在科学发展观看来，经济发展应当是经济增长指标、社会发展指标、环境优化指标、政府服务效率指标等组成的一个综合系统。根据系统经济理论的观点，任何经济系统都是由各具相对独立功能的子系统组成，这些子系统在促进系统顺畅运行的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科学发展观就是系统论思想的延伸，它强烈的要求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在内的各个组成部分有机协调、完美和谐。

　　第三个特征是发展的持续性。科学发展观不仅要求从当代人、当代经济社会的角度，还要求从未来人类、未来社会的角度看待发展问题。因此，必须坚持从长远着眼，从近处着手，由远及近、远近结合的思想，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促进资源的永续利用、环境的有效保护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第四个特征是发展的效益性。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路径和措施的最优秀化，注重运用成本——效益分析方法进行综合评价，使决策建立在科学分析评估的基础上，力求综合效益最大化，实现最优发展。特别是在关系全局和长远的制度、政策设计方面，更为注重成本与绩效意识。

　　第五个特征是发展的竞合（和）性。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市场经济将竞争理念推向了极致。在趋利动机的作用下，表现为“动物本能”式的竞争犹如鸦片一样不断侵蚀和麻痹经济主体的心灵，市场中的经济人开始变极端自私和自负。从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视角看，竞争依旧是促进发展的动力，科学发展观并不排斥竞争，只不过，这种竞争不再仅仅是趋利避害、适者生存的“动物本能”，更应该是基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合作竞争、和谐竞争。

　　第一个层级是企业发展的非均衡性。在我国，企业发展的不平衡性是一个突出问题，这里的非均衡性不是指企业之间收益水平的差异，而是强调企业发展机会的不平衡性。产生这种现象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市场化的水平还比较低，政府在应该退出的领域还没有退出。比如，按有关促进企业发展的支持性政策和优惠政策，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和高科技企业往往是保护重点，而大量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乡镇企业则被排斥在外。虽然我们并不否认某些企业不在国家重点发展的规划之中，但综观国内外发展实践，仅仅依靠扶持和保护措施又能在多大程度上确保企业达到高竞争力水平呢？其实，除了那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凡是合乎国家政策要求的企业，就应当具有同样的发展机会。通过加速市场化水平促使企业的均衡发展，不仅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意，也是在微观层面上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手段。

　　第二个层级是产业发展的非均衡性。进入新世纪以来，产业之间的融合化发展成为新趋势。立足在这样的基点，此处所谈的产业发展的非均衡性是相对于产业的融合化发展而言的，特指产业链条的断裂和产业体系的自我封闭性发展状态。发展经济学有个著名的二元结构理论，即落后的农业部门与现代的工业部门同时并存的结构。许多人都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弥合二元结构。然而，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我国又出现了快速成长、但拉力较弱

　　在当今不平衡的世界经济格局中，中国虽然大规模地参与了国际分工，但所得份额非常少，直接参与生产过程的广大劳动者所分享的更少。面对如此严峻的发展形势，有学者提出了新开放观的发展理念：开放中的效益增长、开放中的制度优化、开放中的创新发展。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内核，也是检验科学发展观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准。而且，以人为本与市场经济并不排斥。但为什么我国在多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会出现背离以人为本的理念呢？我们又该如何完整理解以人为本的经济学内涵呢？

　　资源的稀缺性是经济学的假设前提，但经典理论中有关稀缺资源所有者的分析却很少着墨，只是将他们默认为市场中的竞争主体。从现实情况看，稀缺资源的所有者主要有三类：一是稀缺资源拥有者，或称为努力导向者，他们可以是因为先天的自然禀赋拥有它，也可以通过个人努力而后天获得它。第二种类型是拥有调度稀缺资源能力的人，他们往往拥有庞大的关系网络或社会资本，可将其看作关系导向者。第三类人是制造稀缺资源或改变资源稀缺结构的人，他们往往是权力的拥有者，是权力导向者。客观来讲，在健全的成熟市场经济中，努力导向者和关系导向者是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其行为不应超越市场领域。与此不同，权力导向者不是竞争主体，其活动范围更不应该渗透到市场领域之中。

　　由此展开，在经济实践和理论的角度上，以人为本至少应当涉及三个层次的问题。

　　第一个层次是利益协调的市场均衡。按照经济学的思路，个体间的均衡法则要求主观标准服从客观标准，当然，这里的客观标准并非是由权威所定而是所有经济个体主观行为的局部均衡结果。由此引申，以人为本不应该是个人经济行为在不受任何约束条件下的自由调整尺度，但以人为本的结果却是经济主体之间行为选择和调整的相对稳定状态。具体而言，在市场经济中，因个人努力和奋斗而获得的高额收益是得到他人理解和尊重的前提。但权力导向者和关系导向者的相互勾结，使得原本归属于努力导向者的利益部分流失出去，在利益联动的前提下，努力导向者将会通过降低无稀缺资源人的利益实现补偿，因此，两者勾结得越深，偏离市场调节下的利益均衡状态就会越远。实现以人为本，就必须破除权力导向者和关系导向者的勾结，把关系导向者的行为边界限定在市场经济之中，而权力导向者则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当地进行市场利益的外生性调节。

　　第二个层次是经济主体的行为自主。在早期的理论著作中，理论家将个人自利性的自由行为看作个人美德产生的基础。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告诉世人，自由竞争是个人美德产生的基本动因，自由和独立的人格是自然产生美德的两大条件。然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却不断制造着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因素，自由竞争的结果最终破坏了人们之间在经济关系上的平等地位。此时，尽管市场理论还是把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看作市场经济理论的既定前提，但经济主体追求利润的行为却不再是完全不受约束的，道德、伦理、法制都在不同程度上约束着他们的行为。这种带有约束的行为自由就是个人行为的自主性，这也正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题中之义。对此，后霍菲尔德的法学理论认为，“有自由，并不一定有不受干涉的权利”。许多理论家都清楚地意识到经济主体行为边界和约束对维持经济运行的合理秩序的重要意义。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中揭示了没有伦理道德约束的营利欲是坏的市场经济始作俑者，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则明确了法制约束的重要作用。因此，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切实做到以人为本，就必须尊重市场个体的经济利益；要确保经济主体行为的自主性质，就必须大力加强法制建设和以社会主义伦理道德诉求为目标的文化建设。

　　第三个层次是经济权利的经济民主。经济民主是相对于经济集中而言的，它所强调的是企业法人和自然人的合法权利的保护。“市场经济实质是民主经济”。从形式上看，经济民主强调的是混合经济和社会监督。从微观层次上看，经济民主要求与经济效率达到统一，即在确保民主政府对经济的管理、调节和控制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确保劳动者创造性、主动性和合作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从宏观层次上看，若要坚持和不断贯彻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就必须使经济制度的安排也依据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由此观之，新一届政府提出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是有其深刻的现实背景。在关注民生的改革发展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始进入攻坚阶段，其间制度选择与制度创新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与建设期以改革激励为主的制度安排不同，发展期的各项经济制度安排更需要依据大多数人的利益建立和调整，并在最大程度上打破关系导向者和权力导向者在市场中的勾结。

　　总而言之，如果上述三个问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和彻底的解决，权力导向者和关系导向者的勾结行为就不会停止，市场经济的属性将会发生三种异化：市场的经济属性让位于官僚属性、市场的分权管理让位于等级管理、市场的分工差异让位于身份差异。具体来讲，在一个官僚属性主导的市场经济中，不反映真实供求关系的要素稀缺结构改变，也同样会引起经济主体激励结构的变化，从而一系列不能体现市场规律的制度安排或潜规则就会出现，结果是市场主体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和谐性和有序性被破坏。等级管理强调的是集中和服从，此时，经济上的民主和人与人之间的理解难以存在。而身份差异更是成为判断行为主体成功与否的标志，致使经济关系上的平等和人与人之间的尊重难以存续。如此，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也就难以真正的贯彻与落实。

　　第一个相似性，两者都面临着外部经济的不确定性，总体趋势是不断恶化，并且其恶化程度可能远远超出事先想象。1997年时，亚洲金融危机会如何演变还不能完全看清楚，此后的恶化情形则超过了预料。当前，美国次级贷款危机所导致的全球经济恶化趋势究竟会演变到什么程度也还不能完全看清楚。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最终蔓延成了亚洲金融危机，进而对全球经济造成深重影响。美国这场次贷风波也会是这样，2006年底刚开始时人们还不以为意，但几个月下来，美国经济迅速变糟，现已确认衰退迹象，其恶化趋势已经远远超出了去年秋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从紧的货币政策”决定时所估计的程度。虽然美国经济衰退会否引发一场全球性衰退，各国经济学者仍有争论，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看，我们宁可将事情看得严重点以便未雨绸缪，总没有坏处。

　　第二个相似性，就是两者都面临着某些重要的经济临界点的变化，因而经济运行事实上是走在十字路口。1997年，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已经持续了4年，因为政策的效果是逐渐显现的，至这一年的年末经济实际上已进入了掉头向下的临界点。投资和消费的心理在这一年也进入了某个临界点，人们的信心和预期已经改变，只要稍有风吹草动，经济就会掉头向下，这是另一个重要的临界点。事后证明，人们的信心和预期是对经济影响最重要的一个方面。2007年以来，本轮宏观调控刚好也已经持续了4年，宏观调控的政策效果显然也进入了某个临界点。比如，目前住房按揭贷款利率已由2005 年的5.31%提高到了7.83%，提升幅度达47.45%，利率水平也已达到某个临界点。不少购房人开始选择提前还贷，说明市场已对贷款利率感到不能接受。如果继续加息，则观望中的房地产市场随时有可能变局。

　　此外，还有不能忽略的一点，2007年以来，世人还看到“中国制造”也正处于某个临界点，据报，已经有1300多家企业撤出了珠三角，表明至少劳动密集型的一些制造业如今生存环境已经非常严峻。再就是，房地产业亦正处于某个临界点，由观望进而出现一次调整的可能性已经高达70％（香港房市拐点出现在1997年，此前从1954年算起有过5次大调整）。由于房地产是目前中国重要的支柱产业，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20％至30%左右，因此，房地产业一旦出现调整，那可以预料中国经济也必将掉头向下。

　　第三个相似性，就是物价的压力仍然在指数上彰显，致使政策导向很容易出现迷惑，难以灵活调整。1997年，CPI高达6％，这使得全社会尤其政府仍将关注的焦点锁定于物价，中央政府也因此决定了继续从紧的政策取向，并向全社会全力释放这一信号，由此导致的调控结果就是，整个市场的信心和预期逆转，最终良好的增长势头失去，经济陷入到长达数年的通货紧缩之中。2007年，物价增长幅度高达4.8％，并在今年2月持续攀升至8.7％的高位。物价的高企及屡创新高，有很多原因，例如农产品价格的生产周期及国际市场的传导等等，但除了学者，人们通常不会去管这些，只会巴望物价尽快回落，为此可以不惜一切，这样一种社会心理很容易误导当局继续实施并强化“从紧的货币政策”，并在其他政策上采取从紧的措施甚至更加勒紧缰绳。然而，如前所述，当前的社会信心和预期同样处于某个临界点，完全有可能发生逆转。因此，从紧的政策如果把握不慎，将会使中国经济失去高速增长的势头。

　　由上述三个惊人的相似性可以推断，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上。假如中国经济能够调控得好，把握得好，则仍有极大的机会保持高速增长，从而在美国经济下滑时，加快走向世界经济前列的进程。这可以说是一次战略性的机遇。但是，如果把握不好，则也有可能失去这一轮高速增长的势头。这样的事，1998年已经有过一次了。

　　当前，最需要警惕的是重蹈“1998年覆辙”，那就是政策的应对缺乏灵活性，反应滞后，最终使得一轮中国经济增长的行情戛然而止。从这个角度讲，当前政策调控的机会之窗仍未失去。政府应该抓住两会召开的时机，向市场吹去暖风。虽然不见得马上调整政策，但的确有必要通过政策的暖风稳定国人对市场的预期和信心。从这个角度讲，我以为，目前的调子似乎过于强调物价的稳定，提出的增长目标也似乎过于保守，给市场的感觉仍是暖意不够。

　　或许，现在是再思调控政策并适时调整风向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