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灾，这些天来围绕诸如捐款管理、大灾预测与应急、倒塌楼房质量、80后的团体精神等问题的思考与争论，让我们回味良久。是的，面对大灾，善良的心和勇敢的行为的确应值得褒奖，但理智的反思和前瞻性的思索更需要提倡。

　　以氏族社会为基础的道德主义是中华文化的三大源泉之一。这里的氏族社会不指代什么具体社会阶段，而是体现为家族制、宗祠制的社会形态。此时，人们不仅受到同样文化的精神洗礼，而且在困难时也会有相互帮扶的事实。因此，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就是强调集体主义精神的民族，虽然近年来这种精神遭到了金钱至上观念的强烈冲击，但要将其彻底从中国人心中完全移除出去，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文化不是技术，难以复制，总是与特定地理空间之上的生命体相联系。汶川地震之后所显示出的同胞相助之情，就是中华文化生命力的生动体现。

　　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文化也会呈现出新的继承性变化。面对地震之后的钱款捐助管理问题，许多人纷纷要求应由与政府无关的独立社会机构依法管理捐助的钱款。西方国家目前就是这样运作的，其效率很高。这样的观念认定，由政府管理捐助款很不合理。一方面，不免将之与政府财政相混淆，以致政府职能与社会职能混淆，另一方面，面对捐款，很难说就不会产生贪污腐败。这种说法不无道理。然而，任何现象的存在都有其历史根源。中国政府的管理模式在历史上是信托型的，即相信政府有更大的能力做好事情。而且，这种管理模式是政府与民众共同认可的，至少在文化上是相互认同的。而西方国家的社会发展比较成熟，基于社会监督的契约性管理模式就成为西方文化主导下的必然选择。

　　在历史文化绵延传递过程中，中国这种政府信托式的捐款管理模式继承了下来，在社会缺位的前提下，这种管理模式也没有被打破的动力，这便造成了西方国家与我们的分歧。其实，不同的捐款管理模式在实质上本无差异，都是为了更好帮扶弱势群体。但效率的差异，却是与外在的因素密切相关，如外在的监督、法制的约束等等。显然，当前我们要做的是并不是匆忙地构建一个非独立运作的、有利益诉求的社会管理机构，而是要循序渐进地改革。一方面加强账目管理的透明性，并对其进行专业审查与监督，另一方面促进社会机构的独立与完善，直到一个健全的、独立的社会体系形成之后再实施全面的社会化管理。

　　此外，在震后的话题中，对于公众人物捐款数额的讨论也是非常多的。不少人在网络上对一些名人的捐款品头论足，有极端者甚至还有人身攻击。笔者无意责备这些评论，因为他们也是出于对灾情的关心，在自己力量弱小的情况下，寄希望于有能力人提供更多、更大的帮助。正如，有人曾经援引电影《蜘蛛侠》中的经典台词——“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来为自己的言语证明。殊不知，能力大小并不能与金钱多少相挂钩。“莫以善小而不为”的道理告诉我们，切不可攻击善小者。古人云，孝者，论心不论迹，论迹，贫家无孝子。同样，在从事善举时，不应以金钱多少为衡量标准，而对于别人的善举，要报以感恩的心态。试想，为抗震救灾，“一人有难，八方救援”的善举正塑造着一种良好社会风气，而攻击和评议却又掀起一种社会暴戾之气。这是多大的讽刺！

　　说到底，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环节是坚持贯彻以人为本的基本思想，不仅要求在时间上注重代际公平，而且在结构上关注不同领域发展的协调性。因此，科学发展观在时间上的延伸推论就是可持续发展，它为科学发展观赋予了动态的意义。而对科学发展观的结构性分解，不仅是系统经济原理的具体运用，更是重构科学发展观经济学构架的重要基础。这一点，特别值得强调。

　　依据系统经济原理，可以把科学发展观的系统定义为由发展元和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共同构成的整体。所谓发展元特指具有一定功能和组织水平的发展对象，在不同情况下，每个发展元都是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它们都设定了自身的目标，在努力寻求各自的发展。在系统经济学意义上，重点是不同发展元之间的关系，而这也正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内核，即强调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和协调发展。

　　在确立科学发展观目标的直观思路下，可以把各个发展元作如下命名：自然元、文化元、社会元、经济元、政治元等等。根据认识的相对性原理，不同认知主体所确立的主导发展元是不同的，结合我国实情，我们把经济发展视为基础目标，而其他的发展元就成为约束条件。

　　每个发展元都有其对应的最低发展尺度，其含义表示，经济发展要受制于其他发展元最低发展要求的约束。当然，如果核心发展元产生变化，上述主导目标和约束条件就需要对应调整。从深层次讲，这种表述范式有个基本前提：各个相对独立的发展元之间必须具有某种联系。按照系统论观点，因果关系、局整关系和生克关系是系统理论的三大基本关系。比如，在大多数情况下，文化元与社会元往往具有互为因果的关系，自然元与经济元之间具有一定的生克关系，即经济发展往往要以损耗自然资源为代价；再如，某一特定阶段的发展元与动态的发展元是局整关系。显然，正是基于不同发展元之间所存在的密切联系，发展的系统观才具有实际意义。

　　在笔者看来，兼顾各个发展元发展目标的发展模式，就是科学发展观在系统经济原理上的完整表述。从最简化的角度上分析，自然元的发展目标是生态化，强调环境友好型的资源利用和开发模式；社会元的发展目标是和谐化，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认同；文化元的发展目标是大众化，就是在确保文化发展顺应时代潮流和人类理性的前提下，强调文化发展和振兴要为大多数民众所共享；政治元的发展目标是制度化，强调运用正式化的制度安排约束主体的行为方式，保证政治稳定的格局；经济元的目标是市场化，强调价格信号对资源配置的主导性作用，注重利益驱动下的竞争与合作。由此推想，科学发展观的系统经济学等式为“生态化+和谐化+大众化+制度化+市场化”。当然，等式中没有明确显示时间指标，但在理解它时，应当看作是具有时间性质的。

　　基于系统经济理论的科学发展观剖析，科学发展观在经济学上的意义应当具有五个重要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发展的共享性。科学发展观以最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这就要求必须注重对那些相对薄弱的地方和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扶助，使他们也能分享到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的成果。

　　第二个特征是发展的协调性。在科学发展观看来，经济发展应当是经济增长指标、社会发展指标、环境优化指标、政府服务效率指标等组成的一个综合系统。根据系统经济理论的观点，任何经济系统都是由各具相对独立功能的子系统组成，这些子系统在促进系统顺畅运行的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科学发展观就是系统论思想的延伸，它强烈的要求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在内的各个组成部分有机协调、完美和谐。

　　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然涉及落实的手段是什么。笔者此处不做概念性探讨，仅从经济实践角度来分析。事实上，十七大报告已给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手段提供了具体内容，即在坚持统筹兼顾基础上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五位一体。从经济学内涵上看，统筹兼顾和五位一体的手段被嵌入在不同的经济实践问题之中。国民经济是一个层级式的发展系统，体现为企业发展系统、产业发展系统、区域发展系统和国家发展系统四个层级，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手段正可以循此内化到不同发展系统层级的非均衡发展问题之中。

　　第一个层级是企业发展的非均衡性。在我国，企业发展的不平衡性是一个突出问题，这里的非均衡性不是指企业之间收益水平的差异，而是强调企业发展机会的不平衡性。产生这种现象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市场化的水平还比较低，政府在应该退出的领域还没有退出。比如，按有关促进企业发展的支持性政策和优惠政策，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和高科技企业往往是保护重点，而大量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乡镇企业则被排斥在外。虽然我们并不否认某些企业不在国家重点发展的规划之中，但综观国内外发展实践，仅仅依靠扶持和保护措施又能在多大程度上确保企业达到高竞争力水平呢？其实，除了那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凡是合乎国家政策要求的企业，就应当具有同样的发展机会。通过加速市场化水平促使企业的均衡发展，不仅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意，也是在微观层面上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手段。

　　第二个层级是产业发展的非均衡性。进入新世纪以来，产业之间的融合化发展成为新趋势。立足在这样的基点，此处所谈的产业发展的非均衡性是相对于产业的融合化发展而言的，特指产业链条的断裂和产业体系的自我封闭性发展状态。发展经济学有个著名的二元结构理论，即落后的农业部门与现代的工业部门同时并存的结构。许多人都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弥合二元结构。然而，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我国又出现了快速成长、但拉力较弱

　　在经济实践和理论的角度上，以人为本至少应当涉及三个层次的问题：利益协调的市场均衡、经济主体的行为自主、经济权利的经济民主。如果这三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权力导向者和关系导向者的勾结行为就不会停止，市场经济的属性将会发生异化：市场的经济属性让位于官僚属性、市场的分权管理让位于等级管理、市场的分工差异让位于身份差异。如此，以人为本的思想也就难以真正贯彻与落实。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内核，也是检验科学发展观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准。而且，以人为本与市场经济并不排斥。但为什么我国在多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会出现背离以人为本的理念呢？我们又该如何完整理解以人为本的经济学内涵呢？

　　资源的稀缺性是经济学的假设前提，但经典理论中有关稀缺资源所有者的分析却很少着墨，只是将他们默认为市场中的竞争主体。从现实情况看，稀缺资源的所有者主要有三类：一是稀缺资源拥有者，或称为努力导向者，他们可以是因为先天的自然禀赋拥有它，也可以通过个人努力而后天获得它。第二种类型是拥有调度稀缺资源能力的人，他们往往拥有庞大的关系网络或社会资本，可将其看作关系导向者。第三类人是制造稀缺资源或改变资源稀缺结构的人，他们往往是权力的拥有者，是权力导向者。客观来讲，在健全的成熟市场经济中，努力导向者和关系导向者是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其行为不应超越市场领域。与此不同，权力导向者不是竞争主体，其活动范围更不应该渗透到市场领域之中。

　　由此展开，在经济实践和理论的角度上，以人为本至少应当涉及三个层次的问题。

　　第一个层次是利益协调的市场均衡。按照经济学的思路，个体间的均衡法则要求主观标准服从客观标准，当然，这里的客观标准并非是由权威所定而是所有经济个体主观行为的局部均衡结果。由此引申，以人为本不应该是个人经济行为在不受任何约束条件下的自由调整尺度，但以人为本的结果却是经济主体之间行为选择和调整的相对稳定状态。具体而言，在市场经济中，因个人努力和奋斗而获得的高额收益是得到他人理解和尊重的前提。但权力导向者和关系导向者的相互勾结，使得原本归属于努力导向者的利益部分流失出去，在利益联动的前提下，努力导向者将会通过降低无稀缺资源人的利益实现补偿，因此，两者勾结得越深，偏离市场调节下的利益均衡状态就会越远。实现以人为本，就必须破除权力导向者和关系导向者的勾结，把关系导向者的行为边界限定在市场经济之中，而权力导向者则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当地进行市场利益的外生性调节。

　　第二个层次是经济主体的行为自主。在早期的理论著作中，理论家将个人自利性的自由行为看作个人美德产生的基础。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告诉世人，自由竞争是个人美德产生的基本动因，自由和独立的人格是自然产生美德的两大条件。然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却不断制造着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因素，自由竞争的结果最终破坏了人们之间在经济关系上的平等地位。此时，尽管市场理论还是把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看作市场经济理论的既定前提，但经济主体追求利润的行为却不再是完全不受约束的，道德、伦理、法制都在不同程度上约束着他们的行为。这种带有约束的行为自由就是个人行为的自主性，这也正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题中之义。对此，后霍菲尔德的法学理论认为，“有自由，并不一定有不受干涉的权利”。许多理论家都清楚地意识到经济主体行为边界和约束对维持经济运行的合理秩序的重要意义。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中揭示了没有伦理道德约束的营利欲是坏的市场经济始作俑者，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则明确了法制约束的重要作用。因此，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切实做到以人为本，就必须尊重市场个体的经济利益；要确保经济主体行为的自主性质，就必须大力加强法制建设和以社会主义伦理道德诉求为目标的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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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充满着不确定性。这种情形与1997年、1998年时的情景有惊人的相似性。

　　第一个相似性，两者都面临着外部经济的不确定性，总体趋势是不断恶化，并且其恶化程度可能远远超出事先想象。1997年时，亚洲金融危机会如何演变还不能完全看清楚，此后的恶化情形则超过了预料。当前，美国次级贷款危机所导致的全球经济恶化趋势究竟会演变到什么程度也还不能完全看清楚。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最终蔓延成了亚洲金融危机，进而对全球经济造成深重影响。美国这场次贷风波也会是这样，2006年底刚开始时人们还不以为意，但几个月下来，美国经济迅速变糟，现已确认衰退迹象，其恶化趋势已经远远超出了去年秋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从紧的货币政策”决定时所估计的程度。虽然美国经济衰退会否引发一场全球性衰退，各国经济学者仍有争论，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看，我们宁可将事情看得严重点以便未雨绸缪，总没有坏处。

　　第二个相似性，就是两者都面临着某些重要的经济临界点的变化，因而经济运行事实上是走在十字路口。1997年，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已经持续了4年，因为政策的效果是逐渐显现的，至这一年的年末经济实际上已进入了掉头向下的临界点。投资和消费的心理在这一年也进入了某个临界点，人们的信心和预期已经改变，只要稍有风吹草动，经济就会掉头向下，这是另一个重要的临界点。事后证明，人们的信心和预期是对经济影响最重要的一个方面。2007年以来，本轮宏观调控刚好也已经持续了4年，宏观调控的政策效果显然也进入了某个临界点。比如，目前住房按揭贷款利率已由2005 年的5.31%提高到了7.83%，提升幅度达47.45%，利率水平也已达到某个临界点。不少购房人开始选择提前还贷，说明市场已对贷款利率感到不能接受。如果继续加息，则观望中的房地产市场随时有可能变局。

　　此外，还有不能忽略的一点，2007年以来，世人还看到“中国制造”也正处于某个临界点，据报，已经有1300多家企业撤出了珠三角，表明至少劳动密集型的一些制造业如今生存环境已经非常严峻。再就是，房地产业亦正处于某个临界点，由观望进而出现一次调整的可能性已经高达70％（香港房市拐点出现在1997年，此前从1954年算起有过5次大调整）。由于房地产是目前中国重要的支柱产业，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20％至30%左右，因此，房地产业一旦出现调整，那可以预料中国经济也必将掉头向下。

　　如果说，因曾经犯下错误而去极力补偿是救赎的话，那么，悼念和缅怀远逝恩人的做法就是报恩。正是在救赎与报恩之间，中国人民与加拿大人民建立了某种亲密的关系。

　　据有关人士讲解，在加拿大建设时期，由于人少地多，政府对外来劳工产生了强烈需求。于是，大批华工来到了加拿大，其中，许多是被诱骗和拐卖而来的。可是，来到了异国之后，这些华工并未得到作为人的起码尊重，每天从事着高负荷、甚至是高危险的工作，但几乎得不到任何收入。据统计，每一公里的太平洋铁路上，就有4个华工的生命。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曾经是加拿大人祖先犯下的罪恶，如今他们的子孙后代却在努力弥补，并试图通过各种途径对那些曾经遭遇不公正待遇的中国劳工的后代进行经济补偿。

　　2005年是太平洋铁路建成120周年，加拿大皇家造币厂专门推出了一套“2005铁路华工纪念币”，加拿大联邦政府总理哈珀通过直播电视为“人头税”历史事件向全加华人公开道歉，并承诺补偿仍在世的“人头税”苦主及遗孀。或许补偿的数额并不大，但它所体现出的那种救赎心态却是值世人尊敬，体现出了一个大国的应有姿态。

　　同样地，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中国人民始终没有忘记老朋友白求恩先生，一直都在用中国人自己的方式来缅怀和纪念这位加拿大恩人。笔者曾听到一则感人的故事，一位华裔中国女子受其叔父所托，与其外籍丈夫一同来到白求恩故居。然而，天公不作美，空中飘起了雪花，诺大个故居只有这个中国女子一人。她那位外籍丈夫开始嘲笑其妻：悼念的是谁啊？怎么不见其他人？她没有回答。岂料两人在附近刚吃过早餐之后，几辆大BUS驶进小镇，并停在了故居旁边，车上下来了近百位手持鲜花的中国人，他们默默地走进故居。此情此景之下，她丈夫说了一句话：你等我一下，我去买束花，我们再去祭拜一下。

    ——出租车“份儿钱”之争

    若有人问：天底下有没有只赚不赔的生意？我想大多数人都会摇头。然而，在我们的生活中，可以不承担任何外来风险，仅仅依靠某种权限就可以赚得大量收益的生意却是有的，这就是出租车行业的现实。

　　因原油涨价、成品油价格上调对出租车行业带来巨大冲击，“份儿钱”——出租车司机每月雷打不动上缴出租车公司的指标费又一次成为社会议论焦点。其实，早在2003年的非典时期，许多出租车司机和学界人士就已经对“份儿钱”的额度提出了质疑，只不过在随后的营运价格上浮中暂时消停了下来。

　　在笔者看来，围绕“份儿钱”之争，有四个根本问题需要澄清：出租车经营应不应该市场化或民营化？出租车公司的份儿钱到底该不该浮动？司机的收入底线该怎样确定？出租车公司的收入账目和使用状况该不该透明化？

　　在当下的争论中，有人认为出租车行业应该市场化，这或许是出自打破行业行政垄断的需要而提出的。然而，笔者的观点却是：出租车行业不应该市场化。一个城市的出租车数量受城市人口（包括流动人口）的显著影响，出租车的服务质量是城市形象的窗口，同时，它还是许多下岗职工再上岗的重要渠道。因此，这个行业担负着维护城市形象和解决部分民生的职能，民营化或许可以提升服务质量，但在数量限制的前提下，它就很可能成为一种私人谋取暴利的行业，结果可能是分配失衡或许会变得更严重。据笔者在天津的一次调查，当轿车上出租车牌照以后，如果将其转包于他人营运，就可以获得将近6000元的月收入。可以想象，时下就业如此艰难，一个优秀大学生也很难获得6000元的月收入，而一个仅仅通过低水平资本运作的轿车购买者却能够得到如此报酬，这不是一种扭曲？

    永远不能舍弃本原追求和思辩精神

    ——透视经济学的数学崇拜

    经济学界近年来出现了一种不成文的规则，凡运用高深数学模型的研究论著，就被认为是高水平的，而那种以说理为主的论著，要想得到学界的认可，就非常难。有人将此视为中国经济学跻身现代经济学之列的标志之一。

　　笔者无意否定这种做法的合理意义。数学符号具有严密逻辑性和认知准确性，它确实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刻、也更加直观地理解问题，但不能不说大量数学符号的存在，却使得要表达的思想显得晦涩、难懂。经济学毕竟是一门涉及面非常宽广的社会科学。如果亚当·斯密用大量数学模型来撰写《国富论》，那么，他的大部分原创性和极具冲击性的思想将会消失大半。事实是，斯密的后来者为了将经济学拉回到“科学的轨道”上来，可谓是煞费苦心，他们借助物理学和数学工具终于完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但同样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却把目光盯在了一些远离现实的各种变量的分析上，忽视了古典经济学对资本主义总体运作和发展的观察与思考。长此以往的结果，恐怕将是经济学演化成少数人才能理解的“真正科学”。

　　今天的经济学界对数学的崇拜达到了新的高峰，也确实是加速了数学工具与经济学分析的融合，但这根本无法同新古典的边际革命相提并论。其实，众多新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大都有良好的哲学、宗教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学科修养，他们思考的问题总是触及人类的终极关怀。比如，瓦尔拉斯缔造了一般均衡理论，乍一看，他抽象的数理分析几乎让人无法理解其真实的用途，但在复杂形式的背后却是与社会正义的伦理问题关系甚为密切。他的社会思想可见诸他的《社会经济学研究》。由此引申，运用数学研究经济学本身是件好事，但重视睿智思想和思辩精神的培育才是切实提高个人认知能力和研究能力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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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政府实施价格管制的手段有哪些？这些手段具有怎样的差异，它们的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是什么？可以肯定地讲，如果这些基本问题弄不清楚的话，价格管制的行为不仅具有盲目性，甚至还可能带来事与愿违的结果。

　　就笔者的理解，政府价格管制的方式大致可分为两种：指令导向型价格管制与市场导向型价格管制。在现实经济运行中，这两者都有其不同的适用情况。通常，指令导向型价格管制主要是通过行政指示、长官命令以及由此产生的政府条文实现的强制性价格管制，其实质是政府直接干预价格水平或变化区间。主要见于三种情况，一是出于伦理、道德规范约束要求所实施的最低工资限制；二是维持特殊时期的经济社会稳定所实施的价格限制，如“非典”时期的药品价格限制，战争时期和恶性通货膨胀时期也在此之列；三是因产品的特殊性质致使市场法则局部失效或完全失效所引起的价格管制，如外部性产品、公共品，垄断企业的产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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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些日子，兰州物价局、工商局等五部门利用价格管制手段干预了牛肉拉面的市场经营，制止了兰州拉面的价格涨势，也由此引发了激烈争论。

　　从经济学角度看，政府对产品实施价格管制的情况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公共物品，如居民用电、水等商品；另一种是特殊条件下的商品，如非典肆虐期间板蓝根。显然，兰州拉面并不在此两种情况之列，它的涨价属于典型的成本推动型。据悉，目前生牛肉已从原来的每斤8元涨到了10元左右，清油从原来的每斤3.8元涨到了4.8元，兰州拉面的涨价在本质上就是市场经济规律的正常表现。

　　从经济学理论看，价格管制是弥补市场失灵的重要手段，它的功能在于更好地服务于市场经济并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那么，拉面价格管制的背后是否真的带来了市场经济效率的提高呢？或许有些人会说出一套完整的逻辑思路。拉面生产和销售的过程中主要涉及拉面经营者、上游供应商以及最终消费者三个主要环节。从运行流程上看，通过对拉面经营者的价格管制可以确保最终消费者免受涨价之害，也可以抑制经营者过多购买牛肉、面粉的行为，从而平抑上游产品价格的上涨冲动。如果这一分析逻辑成立，拉面价格管制便是多方共赢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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